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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親
2019-06-20 16:26:26 來源:聯系電話18153207199 作者: 【 】 瀏覽:103次 評論:0
 
1988年8月底,我從重慶江北區貓兒石搬家至觀音橋。緊張的活忙完后,家算是安頓下來了,緊繃的神經也松馳下來。可這時突然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情緒襲來,心中感到悵然若失,完全沒有住上新房的興奮和喜悅。
 
這時已是黃昏時分。我稍微休息了一下,觀察了一下家,就對妻子說:“我到貓兒石去一下,晚上不回來了。”回到貓兒石,進了家門,就喊道:“媽,我回來了!”母親有點吃驚地看著我,繼而又驚喜地說:“怎么才搬家,又回來了?”我說:“回來看您嘛。”這時,我心中悵然若失的感覺已經消失,心中充滿了一種踏實感。原來,離開這個家的悵然若失和回到這個家的踏實感都是因為母親啊!
 
吃晚飯時,母親一邊用那熟稔的慈愛的眼光看著我,一邊用筷子夾著我喜歡吃的菜放到我碗里。她和我都很高興啊!( 文章閱讀網:www.sanwen.net )
 
晚飯后,我與母親擺了很久的龍門陣。接近深夜了,我們才睡覺。那一夜,我睡得十分踏實、香甜。
 
第2天,我回到觀音橋的新家。妻子見我心滿意足地回來,就不無打趣地說:“你的戀母情結還重呢!”我呵呵地笑了兩聲,心想這算什么,小時候還有比這更重得多的哩!
 
 
母親出身于一個和諧且較為殷實的家庭。她兄弟姊妹10人,4個哥哥5個姐姐,她是最小的。她的四哥和五姐死得較早,剩下了3男5女。母親說,她在讀師范時,她的父親——我的外公——就去世了。家里原來較窮,她記得外公常常在田坎上撿狗屎,家里油燈的燈芯盡量少地撥出燈盞口以外,以節約油。外公勤勞加節儉,后來買了一點地,這地后來由母親的哥哥繼承了,所以她的大哥等被劃為地主。但在1949年底以后,母親的大哥被作為開明紳士留用在鄉政府工作,不久調縣里糧食部門工作。后餓死于3年大饑荒中。另兩個哥哥成了教師兼地主。
 
由于母親最小,秀外慧中,身材苗條,在家十分受寵,只管讀書和玩耍,不讓她做家務事。所以她在這樣的環境下,似乎有那么一點點優越感。她說她與我父親認識時,她和她家人還有點嫌我父親家里窮哩。
 
父母是1951年把家安在重慶的。那一年5月或6月,28歲的母親帶著婆婆、我和妹妹,還有住在我家的小堂姐,從岳池坐滑竿到武勝,再從武勝乘船到重慶,投奔父親。船是在磁器口靠岸的。父親大概雇了一輛馬車,載著我們一家人從磁器口抵達小龍坎新村路。而父親1年前就在新村路盡頭的西南地質調查所工作了,西南地質調查所1952年擴大和更名為西南地質局。
 
我們安頓下來后,母親就在家相夫教子,并承擔她以前沒有做過的家務活。到第2年5月,大弟弟出生前后,她才請了1個保姆幫助她料理家務。
 
但母親在家鄉時是一個教師。她上世紀40年代初畢業于四川南充師范學校。那時一個女中專生在人口中占的比例肯定比現在的女研究生少,因而她的學歷在當時是高的。適逢有人說離磁器口不遠的勞動路小學有一個女教師生孩子,需要代課老師,母親就受聘去勞動路小學代課。
 
記得是1952年8月下旬的一天,老師要在開學前上班。黃昏時分,母親從家里出來走到街邊。我當時好像還未吃完飯,一個激靈,就翻下凳子跑出門,抱住母親的大腿,不讓她走。母親沒法,讓父親把我分開,她就急急地趕往學校。我看見母親走了,父親又攔著我,急得大叫“媽媽,不要走!”就趁勢倒在馬路上打滾,嚎啕大哭起來。這一打滾,這一大哭,引得鄰居和路人圍觀。突然我趁父親不注意,從地上爬起來就往母親離開的方向攆了去。我找到學校時,天已黑了,我不知道母親在哪里,就在墻腳邊磨蹭。突然一個男老師走過來,抓住我肩膀問:“小娃兒,在干啥子?”我眼淚一下流出來,說:找我媽媽!于是他把我帶到辦公室。母親看到我吃了一驚,趕快抱住我,我就在她懷里鳴鳴地哭起來。
 
我記不起當天晚上是母親把我安頓在學校,還是送回了家。但幾十年來我一直為這個濃重的“戀母情結”感到吃驚和詫異。從我家所在的小龍坎新村路到重慶大學B區以遠的勞動路小學,步行要大半個小時,途中有不少支路、岔路、彎路,成人走這段路也是要問幾次路的。可我當時才7歲,不知是怎樣走到學校的?會不會是尾隨母親到學校的呢?我已不記得。還有,為什么父親沒把我阻擋而放任我去追母親了呢?我想也許不是父親攔我,他當時可能出差了,而是保姆攔我,但她沒攔住我,我一溜煙就跑了。
 
不僅是孩提時代,就是到了青年時代,這種對母親的依戀也是很強的。那是1963年5月,周六下午放學我從小龍坎乘車到龍隱路,過河回貓兒石的家(我家已從小龍坎新村路遷至江北區貓兒石)。可是不巧,嘉陵江突發洪水,渡船停開。我在河邊默默地等著,盼望這5月的洪水突然消失,好乘渡船回家見到母親。可赭色的洪水洶涌澎湃,把我的希望擊得粉碎。我大聲詛咒這洪水把我與母親阻隔在嘉陵江的兩岸,我甚至眼淚涌出。望著洪水發呆一直到天黑,才悻悻地回到學校。這一夜,我輾轉難眠,心中充滿了對母親的思念,眼中全是母親等我回家渴盼的模樣。為此我憤激而憂思地寫下一首詩《嘉陵江洪水觸懷》,詩的最后2節是:
 
啊,你這滂湃的急流,
 
沖碎了我的心靈,
 
使我不能投入家的懷抱,
 
母親的心愿竟化為泡影。
 
啊,你這無情的洪流,
 
我只欠著對你的懲馴,
 
總有那么一天,
 
改變你這放蕩的野性。
 
這首詩十分幼稚,是我半年前開始接觸詩歌后也許是最初的一次詩歌試筆,它也是我對母親的依戀在詩中的最初表露。
 
第2年春,也是因為舍不得離開母親,放棄了很多人向往的部隊生活。當時我從江北區來到南岸區煙雨堡84號參加部隊性質的學習和訓練。客觀地說,一直生活在書香氛圍中的我對軍訓學習沒有思想和物質上的準備,因而不習慣這種緊張、枯燥、不自由和高度政治化的生活。每天白天和晚上,全部是高強度的訓練和關于階級斗爭和專政的政治學習,身體的勞累倒沒什么,思想的緊繃則有些受不了。只有傍晚6時的軍事化晚飯后有1小時的松懈時間,這時苦悶襲來,特別想家想母親。我偷偷帶了1本巴金的小說《霧雨電》,在這個黃昏時刻躲到一邊閱讀,因為被發覺了要被作為毒草收繳還要挨批評。我眼晴的近視就是從這時開始的,而對母親的思念越來越強烈。
 
2個多月后,我們要開拔到貴州凱里,這一下就要遠離家遠離母親了。我心里開始著急起來,是要政治上的保險,還是要留在母親的身邊?由于念母心切,我沒有過多地考慮后果,就以眼晴近視為由,回到了母親身邊。這在當時政治統帥一切的形勢下會令多少人大惑不解,這也導致我因為家庭出身和政治上不求上進而遭到歧視,不受重用。但今天看來,我當年的選擇雖然太過書生意氣,太不順應時代潮流,使我在后來的歲月嘗到一些苦澀,但最終還是沒結下苦果——也許這果子還帶一點甜味哩。畢竟嘛,笑在最后的,才是笑得最美的。這就是我的“戀母情結”。
 
 
后來在母親快要生小弟弟時,她離開了勞動路小學。小弟弟生下后,體弱多病,母親又沒有奶水,因而母親忙得不亦樂乎。小弟弟經常氣喘、咳嗽、發燒,甚至抽搐或痙攣,而且好像經常在半夜發病。這時母親,還有父親,只得抱起小弟弟急急忙忙穿過黑黢黢的街道到小龍坎聯合診所看病、打針。我清楚地記得一次半夜雷雨大作,父母一人抱著生病的小弟弟,一人打傘,沖進暴風雨中,急急趕往醫院。這個場景幾十年來一直清晰地印在我的腦海中。
 
小弟弟大一點后,母親好像又到小龍坎附近的石碾盤小學代課了。這時小弟弟就托給住在我家對面的一個保姆帶。這樣小弟弟白天由保姆帶,晚上由母親帶。母親的辛苦可想而知。恰恰在這時,在江北區政府文教科工作的表哥(母親大姐的兒子)魏明遠介紹母親到地處江北區貓兒石的龍章村小學工作,這所小學主要是為當地的重慶造紙廠的職工子女服務。母親十分感謝魏明遠。從此母親就在這所小學教書,直至因病退休。后來岳池和在外省市工作的幾個親戚認為母親不應到偏遠的江北區貓兒石去教書,以她這種正統的師范生資格,沙坪壩區任何小學甚至中學都會歡迎她。那時,重慶市八中的音樂老師董唧聲,他在老家岳池教過我父親,他說他很容易介紹母親到沙坪壩區的小學或中學工作。這是1956年的事情。
 
母親要到江北區貓兒石去上班,小弟弟怎么辦?我們幾個孩子怎么辦?于是母親想到了自己的四姐——我們稱呼她為四寶寶。母親把她從岳池接到我們家,幫忙照顧小弟弟,也做一點家務。她的獨子唐善志(我的表哥)這時正在重慶的中蘇友好協會當俄語教師。此前他是哈爾濱工業大學的高材生。這樣她既幫了我們的忙,也得以與她的兒子團聚。母親這才放下心來,沒有了后顧之憂。
 
母親到龍章村小學后,就全身心地撲在教學和學生身上。母親是個多面手,她既教過語文,也教過算術,還教過美術,她打得一手好乒乓球,受到師生的歡迎。她對學生特別的耐心細致,循循善誘,不僅教好書,而且教他們怎樣做人。她還關心學生的生活,有少數多子女家庭的學生和農村學生,家里特別窮,有的買不起學習用具,有的甚至有時沒吃飯就來上學,母親就買鉛筆、橡皮擦等給他們用,買饅頭、糕點等給他們吃。
 
母親每個星期回一次家,星期天回到家后,我們幾兄弟姊妹就主要由她管了。到了1958年母親工作負擔更加重了。學校貫徹上面的意圖,各班要放衛星,要求學生成績實現滿堂紅,即全班人人達到5分的成績,而考試成績則要平均達到90分以上、95分以上等等。這讓老師們神經緊繃到要斷裂。后來全民大煉鋼鐵之風又吹到小學來,母親他們與學生一道用磚頭砌成爐子,把撿來的廢鐵和家里不常用鐵家什,丟進爐子里燒,整夜整夜不睡覺。終于一次上課,母親倒在課堂上,母親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患上高血壓的,后來又加上心臟病,她的身體就是這樣被累垮的。
 
有了四寶寶照料我們的家,一切都順起來,父母都在各自的單位兢兢業業地工作,成了業務能手。但好景不長,表哥唐善志根據當時的政策,要業務歸口,盡管他俄語很好(在大學使用俄語教材,大多由蘇聯老師上課),但他的專業是工程造價,所以在1956年以后就調入在武漢的國家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到了1958年下半年,他就要把他的母親接到武漢去。于是四寶寶與我們告別了,而弟弟妹妹在這一年暑假遷到貓兒石,跟隨母親一起生活。父親因貫徹“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政策,這時正在北碚區的農村下放勞動。我剛讀完初中一年級。
 
 
弟弟妹妹隨母親安頓在重慶造紙廠的家屬宿舍,這是重慶造紙廠把龍章村小學教師視為自己的職工而分配的宿舍。從這時起,母親的擔子又加重了:她白天上課,晚上備課、改作業和政治學習,同時一個人負擔4歲、6歲和9歲多的弟弟妹妹的衣、食、住、行和讀書,半夜還常常為4個子女縫衣補襪,也為我們織毛衣。此外還要牽掛并有時照料我的生活和讀書。父親下放勞動后,又調外地工作,很不容易回家。母親從35歲起就這樣帶著3個半孩子(我算半個)并上班,該有多艱辛!更主要的是,那時是講階級斗爭,不講以人為本,家里有什么事,或者不是生大病,是不敢請假的。我記得有一個暑假,兩個弟弟生病發燒,母親在江北城的一個學校參加政治學習,不準請假。弟弟由低燒發展成高燒,并說胡話。幸好隔壁鄰居趙媽背一個牽一個,把兩個弟弟送到造紙廠醫院,打針吃藥,兩三天才有所好轉。母親回家后,非常感謝趙媽,同時她內心也痛苦和自責,作為母親竟被那樣的政治氣氛弄得請不了假,照顧不了自己生病的孩子!
 
到了1960—1962年3年大饑荒,母親生活上的擔子更重了。那時全體老師與造紙廠的職工幾乎都在廠食堂搭伙,孩子們糧食不夠吃,幾乎沒有肉蛋油等;而母親作為成人更是可憐,每月18斤糧,還要節約3斤支援國家,剩下15斤糧遠遠不夠吃,可還要節約一點給3個孩子吃;而且我更清楚地記得,母親在1960年還給我寄了5斤糧票來。可令四川人萬萬想不到的是,在這一年下半年四川糧票全部作廢,這令多少家庭和個人更陷入饑餓的絕境。后據文革中和文革后披露出來的信息說,這事歸罪于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
 
母親由于吃不飽,營養嚴重不良,身體十分瘦弱,又患上輕微的腫病,雙下肢用手指按下去一個窩,遲遲不能恢復。加上她患有高血壓,有時餓得她發生昏厥。幸好貓兒石的另一個廠子——重慶天原化工廠,有一個生產味精醬油的車間(對外叫重慶天廚味精廠),這才略微緩解了一下母親他們學校老師的饑餓感。母親在學校工作晚了,常常就咕嚕咕嚕喝味精醬油。
 
母親還到處想辦法給孩子們弄吃的,記得好像有南瓜葉、土茯苓和一些野菜等,拌在面粉里做煎餅吃。更令我們兄弟姊妹驚喜的是,每個月還買“高級餅子”給我們吃。其實那只是類似芝麻餅一類的普通點心,好像是0.5元1個。國家賣這種高價點心好像是為了讓貨幣回籠,若不是非常時期,這種小點心恐怕只賣5分錢1個,但當時要花去1個人2天的伙食費,大多數人舍不得吃,也吃不起,這真是一種奢侈的享受。
 
母親就是這樣,自己忍饑挨餓,也要為了孩子,而且還要設身處地地為困難的人著想,哪怕自己也艱難,也要力所能及地幫助他們。仍然是在大饑荒期間,一個星期天,母親與弟弟進城。她在解放碑的一家飯館給他買包子吃,他剛開始吃,就被跑上來的饑民搶走了。弟弟既驚嚇又難過。母親極力安慰他,說:算了,別人餓極了,也可憐,讓他吃吧。
 
母親對介紹她進小學工作的侄子魏明遠也充滿同情心。魏明遠被劃為右派后,心情十分壓抑、悲哀。母親開導他,說將來一定要解決他的問題。他在回家前經常要到我們家來坐一坐,聽一聽父母對他的安慰和勸導,心里才感到溫暖一點,心情才舒適一點。臨走時,父母有時還硬塞給他10元錢。
 
也就是從大饑荒或稍早一點時間開始,一直到90年代母親遷出貓兒石為止,母親的善良都惠及到大部份鄰居。我們住家的是一個兩層樓房,共16家(70年代初以后住進20家),除了四五家是科技人員、教師外,其余均為工人。工人們絕大部分工資低,每家人均10元上下,或不足10元。每到下旬或月底,就有鄰居向我母親借錢,一般是10元,少數有20元的。有的一兩個月借1次,有的幾個月借1次,母親都是來者不拒,而且個別不還錢或者忘了還錢的,母親從來也不催。有鄰居守信用,一發工資就還錢,但母親覺得她很困難,就善解人意地勸她不要著急還,還是拿回去用吧。其實那個時候,我們家也不是不困難,人均工資才18元左右。多年后,常常碰到一位老鄰居的兒子,他數次提到以前母親借錢給他母親的情景,他對母親的善良和助人為樂的行為深為感動。
 
也是在70年代中期,一天下午,突然來了一個瘦弱的農民,大約50多歲,衣衫破舊,背了一個背兜,里面放了一只極為瘦小的雞。不記得他姓什么,他又是怎樣稱呼母親的。他說他以前給我大伯干過活,現在他家里很窮,從老家來看我們等等。母親完全不認識他,也根本不知道他講的事情,但還是客氣地留他吃飯。天黑后,把外間的床騰出來供他住了一宿。第2天他告辭時,執意要把那只1斤多的小雞留下來。母親送了20元錢給他,這是她半個月的工資,又把大米加一點包谷粒裝滿了他整整一背兜。他感謝得似乎想要磕頭了。母親說,不要謝,慢慢走吧。看著他離去的佝僂的背影,母親嘆了一口氣,對我說:老家的農民可憐啊!
 
 
由于父親家窮,早年讀了公費的中央政大。父親讀的這個學校和日后任稅捐處處長等職的經歷在1949年后被認為有嚴重的歷史問題,這就直接影響到母親和我們子女。母親一直為此擔驚受怕,性格由青年時代的活潑開朗而變得謹小慎微。特別是“公安六條”公布后,在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前期,開始了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和清查“五一六分子”運動。這期間母親他們的一個女同事胡老師因呼錯口號而遭到批斗。她家庭出身是地主,因而批斗時說她這樣喊口號是出于地主階級的本性。于是出身于地主富農家庭的老師、職工及其他非工農出身的人都被驚嚇了。這樣荒唐殘忍的事后來當然被否定被平反了。但當時的恐怖氣氛確實令人窒息,因為母親家庭出身也是地主(這一點不知是怎樣劃分的,因為1946—1949年她的父親逝世多年,土地也由她的哥哥繼承了,她本人教書,丈夫是職員,難道她的家庭出身由她的哥哥的成分來定嗎?)母親因而受到雙重的歧視,她只得以更好的政治表現和工作態度來博得人們的認可,這樣就越來越加大了她身體的透支。
 
應該是從1968年開始,母親的健康下了一個臺階。母親幾乎每天頭昏頭痛,她隔三岔五就要到造紙廠醫院或貓兒石聯合診所去看病。一兩年后,她心臟又出現了問題。大約是1971年春,我把母親送到三軍醫大附屬三院看病。經過檢查和診斷,母親是心房纖顫(此前她已有心律不齊)加冠心病。從此我們一家人就格外注意母親的身體狀況了,她也開始攜帶硝酸甘油片了。
 
可是,大半年后,母親又發現血尿,她又患上了腎盂腎炎。經過住院后,病基本治好,但母親身體更差了,工作恐怕也更吃力了。于是母親決定病退,一來可以回家調養身體,二來可以不參加那么多嚇人的政治運動,三來待小弟弟有半年知青的鍛煉經歷后可以頂替參加工作。病休被批下來后,從1972年2月母親就再也不上課了,回到了家里,她這時才49歲。
 
 
回到家,母親就從教師的角色轉換成家庭婦女的角色。但她依然不失教師的風范,所有認識她的人仍然親切地稱她“馮老師”。沒有了工作和其他方面的壓力,母親精神上有一種舒解感,神經放松,心情舒坦,大弟弟結束知青生涯,調回城里工作;數月后,小弟弟也頂替回城工作。應該就是在1972—1973年她49—50歲的時候,她有點心寬體胖起來,她中等身材,體重卻增加到55公斤左右,開始有點豐滿了。我們子女看著母親身體好起來,模樣也似乎比去前兩年年輕一些,都十分高興。記得這時母親與妹妹有一張合影,她50歲,妹妹將近25歲,兩人都照得挺美,我開玩笑說,不像兩母女,倒像兩姊妹一樣。是啊,如果沒有或少一點精神的壓力和生活的艱辛,如母親的青年時代和剛退休這幾年,母親是多么容光煥發,富有風采啊!
 
母親開始承擔一家人全部的家務活。她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凈凈,整整潔潔;東西擺放得毫不雜亂,井然有序。家里每個人只要找不到東西,一問母親,馬上就能找到。這個用了東西必須放回原處等習慣,母親影響了我們一生,使我們受益匪淺。廠里或街道每次來檢查清潔,我家門口總是貼上“最清潔”的牌子。母親還把自己和子女收拾得清清爽爽,形容宜人,以至鄰居和認識她的職工見到母親都稱贊她,說她教子有方,兒女從來沒有臟、亂、差的情況,而且個個有教養,不罵人,不說怪話。可我們子女從來沒有感覺到母親著意教育過我們,她是在日常生活中無意地言傳身教、潛移默化我們,這真是“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啊!
 
母親以前作為大家閨秀,是不沾家務,不進廚房的,五六十年代也大多是吃食堂。而今她每天一早起來就做早飯,飯后就上街買菜,回到家收拾屋,洗菜,淘米,煮飯,炒菜,忙得不亦樂乎。慢慢地,母親的廚藝大大提高,有的竟可以媲美我們吃過的一些飯店的美味佳肴。我們不僅覺得母親做的飯菜最好吃,而且最重要的是母親做的飯菜最干凈最安全。為此,她不怕費時間,費精力。那時,買的米都不干凈,母親每次淘米前都要把米分成幾份攤在桌面的幾張紙上,仔細地把米中的稗子、霉米、砂粒和小雜物一一撿出。洗菜時也是一片葉子一片葉子和一根菜莖一根菜莖地清洗。母親的這種耐心,這種精細,這種愛清潔,少有人能及。
 
到了晚上,母親也不閑著。她常常為我們縫補衣服和鞋襪(那時多是布鞋布襪),也為我們織毛衣。我記得最清楚的是1966年10月底11月初那幾天。我因為在11月3日凌晨要乘車到北京串聯,母親怕我在北京受冷,就拼命地白天黑夜為我織一件厚毛衣。我一般睡得較晚,但11月1日半夜突然醒來,看見母親在燈下飛快地挪動著竹簽子編織著我的毛衣。我非常感動,說“媽,您快睡吧!”但她執意要把毛衣織好,說趕上我在北京好穿。母親終于在11月2日凌晨織好了毛衣,這才心安地上床睡覺。我當時看著母親那聚精會神而又略顯疲憊的眼神,感覺眼晴都快濕潤了,我第2天傍晚就要趕往菜元壩火車站,我就成了要遠游的游子,于是我心中自然而然就流出了那首孟郊的《游子吟》:
 
慈母手中線,
 
游子身上衣,
 
臨行密密縫,
 
意恐遲遲歸,
 
誰言寸草心,
 
報得三春暉。
 
還有一件事也很能說明母親一心為家人著想的愛心和良好的衛生習慣。母親在70年代末一次在江北區第一人民醫院看病,被查出兩對半中的HBSAg為陽性,這意味著可能感染了乙肝。回家后,母親立即把所有的碗筷消毒并把自己的碗筷和洗漱用品等與一家人的隔離開來,怕把乙肝傳染給家人。其實乙肝沒有這么可怕,它只能通過血液體液才會傳染,但母親仍小心翼翼,生怕對家人有害。后來幾年她分別到重醫附一院附二院、西南醫院、市三人民醫院和北京的醫院檢查身體,HBSAg均為陰性,這就排除了乙肝的可能。乙肝雖被排除,但她仍堅持把自己的餐具和洗漱用品與一家人隔離,她說已成了習慣不改了。我們的母親真的是一心為家人為別人,唯獨沒有自己。
 
 
70年代末,兄弟姊妹的孩子陸續出生,母親又承擔了照顧孫輩的義務。但由于母親身體很差,手中還有活,所以帶孩子的事,親戚或保姆承擔得更多一些。盡管如此,壓力仍然是比較大的,母親高血壓、心臟病、胃腸病等時有發作,而且因摔倒,手腕也發生骨折,這樣下去當然不行。
 
適逢父親被延期退休,煤炭部點名要他到北京培訓部里及全國煤炭系統的財經干部,并允許他帶家屬。一家人都贊成母親隨父親到北京生活一段時間,休息一下,旅游一下。
 
母親來到北京后,沒有了日常的瑣碎事情纏身,拋棄了一些煩惱和擔心,家務事也極大地減少,頓時身心輕松起來。上級部門對父親等老師關懷備至,還組織他們在北京觀光,參加故宮、天安門,游覽頤和園、北海等公園,而且更組織到泰山等風景名勝地旅游。母親自然也隨團而去,只是她因心臟病而未登上泰山頂,但她已興奮和高興得溢于言表。我們子女原來擔心她不適應北京的氣候,但她在北京的1年多兩年,并沒有感到有什么不適,就是冬天走在街上,她也并不覺得有多么寒冷。她說她心里總是暖洋洋的,心情格外舒坦。我想,這也許是精神的作用吧。母親在重慶比較容易生病,但在北京期間卻沒有生病,這真是太神奇了,完全出乎我們的意料。
 
父親在部里的工作結束后,他與母親回到重慶。母親又自覺承擔起全家的家務活和帶孫輩的部分任務。以她衰弱和帶病的身體要承擔這么一大家人的活路,就是正常人也是困難的。母親就是這樣一天天耗費著自己的身體,任勞任怨地為一家人付出,身體越來越差,疾病越來越多。而我當時只考慮自己的工作和愛好,很少為母親分擔,這一點還不如弟弟妹妹。后來想起來,我真是不孝啊!同時讓我自責的是我頭腦也不開竅。八九十年代,雖然不像現在這樣時興養生熱和旅游熱,但也開始有了這方面的意識。可我當時就沒想到為父母進行保健,幫助他們養生;借口母親高血壓、心臟病不能乘坐飛機和長時間乘坐火車汽車而未帶父母外出旅游。現在想起來,雖然陪母親的時間不算少,但卻從未帶她到公園、樹林、草地和湖畔走一走,看一看。這可是對身心健康大有裨益的啊!如果有現在這種意識,我們兄弟姊妹幫助母親保健、養生,帶她到負氧離子多的地方游玩、休養,那母親的身體可能會好一些,母親的生命可能會長一些。想到這些,我常常在心里詛咒自己。唉,親愛的母親,對不起您啊!現在我們只能是空有反哺之心啊!
 
 
90年代中后期,父母從貓兒石遷往觀音橋我原分配的住房。我已遷往不遠處的紅旗河溝,并常常往返于這兩處房子。這時家務活減少,孫輩也長大,母親負擔輕松了。她不時隨父親到公園到街上散步,也有時隨父親參加父親的同學聚會。
 
但母親由于長期繁重的家務勞動和兼帶孫輩的身心勞累,透支太多,又缺少休閑休養和保健養生,病體從未得到修復,她的健康狀況每況愈下,終于她那頑固的心腦血管疾患發作了。是90年代末一個秋天的晚上,母親半夜翻身,突然感覺昏厥了一下,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過了一會兒才好轉。第2天起床后她似乎感覺身體沒有太大的問題,但大腦已經部份喪失了記憶。
 
我把母親先后送到重醫一院和二院,請我知曉的神經內科權威專家診斷、檢查,結論是腦梗塞。醫生說梗塞的部位還不致命,只是對認知功能有影響。從此后,母親的記憶力大大下降,對不是經常接觸的親友和熟人也常常認不出來,而這原本是母親的強項喲!
 
不久,父親的逝世更是對母親造成了重創,從此母親的健康狀況迅速惡化,她的高血壓、心房纖顫、冠心病也越來越嚴重,以至出現心力衰竭;此外,腦動脈硬化、腸胃病、頸椎病、嚴重貧血、腎功不全等也日益加重。在我們與親友一起給母親做80大壽時,母親因血栓堵在手臂而住在醫院,好在她基本治愈準備出院,我們才可能將她送到祝壽現場,完成了對她“福如東海,壽比南山”的祝福。
 
但是,此后不久,母親就每年都要住院一兩次和兩三次,而且每次住院,醫生看著她胸片上幾乎擠滿胸腔的膨大心臟,就禁不住搖頭。
 
在2006年夏秋,母親不僅因心衰住院,而且腎衰、惡性貧血、消化道出血等一股腦迸發。醫生立即開出病危通知書。我們子女婿媳全出動,大家細心照看,心情十分緊張。記得母親一度昏迷,大小便失禁。我最初有點不知所措,但很快端起便盆為母親接大小便,并為之清洗。我當時想,我60年來有兩次為女性擦大便,洗臀部:第1次是為嬰幼期的女兒,第2次就是為病危中的母親。母親經多科專家會診,輾轉心血管內科、腎內科、血液科和消化科等,經醫護人員精心治療和護理,終于脫離危險,但消化道出血由明顯變得隱蔽,大便的隱血始終不能解決,后先后兩次注射40支麗技雪才勉強消除了隱血。但這搶救的針藥每支250元,卻不能報銷,這是怎樣的醫保喲?
 
后來母親的大便又現隱血,醫生表示已無能為力,他們認為這點隱血并無大礙,服用云南白藥維持現狀就行了。于是母親帶著一點微小的遺憾,算是化險為夷,重回溫馨的家中。
 
回到家中,她遵照醫囑大把大把地服藥,吸氧,到社區醫院注射等。但是,在她感覺舒服的時候,她還幫助干點力所能及的家務活兒,如細心地緩慢地選米、淘米等。當她聽說住在街對面小區的原來的老鄰居趙媽病了,她非要我們攙扶著她去看望,她心里還記著趙媽幫她帶兩個發高燒的兒子到醫院看病的情景哩。
 
可這時母親因骨質疏松而變得佝僂,因心衰而舉步維艱,看著她在我們幫助下小心翼翼地移動著緩慢的腳步,走在感恩的路上,我們為有這樣崇高善良的母親而感動不已。
 
在家中,子女們都陪護著母親,因而她有時不無樂觀地說:“80多了,我是福大命大喲!”但由于病痛的折磨,她有時也不無悲觀地嘆息:“哎呀,早死早超生喲!”
 
2007年8月,市里組織市政府參事和我到西北考察。9日晚,我入住敦煌市的一家酒店已經休息,突然接到妹妹的電話,告知母親發病了,很不舒服。我一下亂了方寸,叫妹妹立即送醫院,并尋思著明晨乘飛機回去。可敦煌好像沒有飛重慶的航班,我一下子如熱鍋上的螞蟻,在房間里串來串去。好在1個時辰后,妹妹又來電話說母親服了藥,休息了一會兒,基本恢復了正常。但這一夜我沒有了睡意。
 
第2天午后,我們來到離敦煌不遠處的雷音寺。這座寺廟據寺內僧人說是唐僧出國取經的最后一站,又是他取經回國的第1站。因此在這里燒香拜佛特別靈驗,并且許的愿會得到滿足。我不信佛,也從未做過佛事,但這一次我花了大價錢,燒了一柱很長的高香為母親健康許愿,并讓僧人帶進念經室給我念了長經,以保佑母親平安,還接受了他送的一個經本,經本中夾有一條黃絲帶。僧人告訴我回去后把經本和黃絲帶放在母親的枕頭下,并一定放生6條鯉魚,母親就會免災消病,健康長壽。
 
回到重慶后,我感覺母親的健康狀況又下了一個臺階。我看著母親衰弱無力的身體,骨瘦如柴的四肢,脫形的面部輪廓和黯然失神的目光,不禁悲從心來,可憐的母親啊,親愛的母親!在青中年時代,您可是一個精明能干、賢淑靈慧的女性啊!您秀麗精致的瓜子臉,勻稱苗條的身材,精干敏捷的身手和晶瑩澄澈的眼晴,一直印在子女的心中,我們為有這樣的母親而驕傲啊!可如今,可惡的病魔竟把您折磨成這樣!
 
我將夾有黃絲帶的經本放在母親的枕頭下,然后就去購買鯉魚。我走進幾家菜市場,均無鯉魚賣,人家說這么酷熱的8月怎么會賣鯉魚?我又問詢了二三十家飯店,終于有一家有了結果。第2天飯店的人從100多里外的長壽縣送來6條大鯉魚,大鯉魚裝在一個充了氧的大水袋中。
 
我立即帶著大水袋來到朝天門,在長江與嘉陵江交匯處的岸邊,將6條大鯉魚一條一條地放生到水中。放生鯉魚后,我感覺壓在心上的一塊石頭落地,心情輕松了,舒暢了。接下來的日子,母親的身體狀況似乎較平穩,當然是低層次上的平穩。我暗暗思忖:難道燒了高香,放生了鯉魚,真的能保母親平安嗎?我慶幸做了佛事,當然也是善事。
 
就這樣,母親較為平穩地度過了夏末和秋季。可是,進入冬季特別是12月份后,母親狀況又開始不好了。她盡管每天吸氧,但仍感覺憋氣,而且睡下去更是喘不過氣來,常常不得不把枕頭墊在背上,半躺半坐著。這時,母親已完全不能行動,脈搏極為細弱,幾乎無力說話,氣若游絲,顯然心衰到非常嚴重的地步。12月9日傍晚,我們把母親送入重醫附二院心血管內科。醫生進行了救治和處理后,隨即將母親送入重癥監護室。我們兄弟姊妹則在重癥監護室外默默地守候著,不時繞到對面窗戶向里面張望,心里默念著上帝保佑母親。第2天,我與以前認識的劉姓教授交流,有什么藥物可以救治母親的心衰。他說,我母親的病很難挽救,她這個年齡,心力衰竭到這種地步,不好辦。可我執意要他介紹一種功能強大的藥,他于是說,那試一試里爾統吧,這是非常貴的進口藥,自費。
 
我這時心中已決定,管他怎么樣,就用里爾統!我想母親辛苦了一輩子,現在要讓她好好享福了,我們子女心不甘啊!難道真的會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孝而親不在”嗎?母親幾十年對我們子女付出得太多太多,而我們子女對母親回報了多少呢?我甚至想到,母親的病治不好,就是成了植物人,象征性地活著也行。這樣,我們仍然可以圍繞在母親的身邊,陪著她,看著她,與她談話,服侍她,喂她吃喝……。當然還有一個原因,這就是如微信上說的那樣,“有媽在,兄弟姊妹是一家;媽不在,兄弟姊妹是親戚”啊!
 
可是,這一點點可憐的愿意也成了泡影了。重癥監護室的救治醫生出來告訴我們兄弟姊妹:母親搶救無效,逝世了。
 
這一最悲痛的時刻是2007年12月12日10時12分。我們最親愛的母親永遠離開了我們,她真的是“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啊!
 
母親享年84歲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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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勞聯 紀德力 勞務外包十大品牌 勞務派遣 人事代理 責任編輯:lao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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